孔子对礼乐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之路

时间:2015-05-21 栏目:动态新闻 点击: 708 次

      来源:齐鲁网  编辑:科研计划办

        孔子的境遇,颇为令人叹息。他的道德学问,为其时人所推重;他经世致用的理想,却未曾得以放手施展。在经历了种种挫折之后,孔子似乎也有过对政治生涯的心灰意冷。但是,他对于礼乐文化的坚守与传承,却未曾有过犹豫彷徨。即便其时无法兴起礼乐以济世安民,他仍把希望寄托在未来。

  孔子一生不得志,至老年仍随处奔走宣扬礼乐之治。五十一岁才开始在鲁国做官,可惜好景不长,并未获得重用,从五十四岁到六十八岁,复又在外漂泊十四载。后又回到鲁国,“然鲁终不能用孔子,孔子亦不求仕。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这其中问题的症结,就在于孔子对礼乐之治的坚持与其时的政治需求不相切合。春秋末期,周王室权力式微,各国君主聚焦于扩充国家军力以自保或是图霸,基础无暇顾及礼乐。

  在屡屡碰壁的情势下,孔子自己也诉苦“莫我知也夫”(《论语·宪问》,以下凡引用《论语》,只注篇名)。李零先生曾说:“读《论语》,我的感受,两个字:孤苦。孔子很孤苦。他很恓惶,也很无奈,唇焦口燥,颠沛流离,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。”(李零:《丧家狗——我读〈论语〉》,山西人民出书社2007年版)其实孔子得名甚早,如果愿意改变行事作风,趋附政治家的需求,或许就不必在周游列国的凄惶中被人取笑为“丧家之狗”。但他却不仅未曾放弃过对礼乐文化的坚守,而且是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周游列国宣扬礼乐。就像他对自己的评价:“其为人也,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。”(《述而》)这句话是孔子回覆叶公问子路的话,孔子至叶,已经六十三岁。一位饱经风雨坎坷的老人,却没有消极灰心,仍然积极有为,不知老之将至。这种苦中作乐的精神,令人折服。在这种乐观情绪的熏染下,他以一种坚贞的精神坚持着自己对理想的追求。“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,造次必于是,颠沛必于是”(《里仁》),是他坚贞品格的最好宣言。因为他坚信“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行夺志也”(《子罕》),所以纵然在厄于陈、蔡,隔离粮食,从者病,莫能兴,士气大衰的情境下,他依然能够讲颂弦歌不衰,能够用“君子固穷,小人穷斯滥矣”(《卫灵公》)的话来勉励各人。

  在六十八岁返鲁之前,孔子一直积极求仕,希望能够有贤明的国君赏识自己的政治诉求,推广礼乐文化。然而总是事与愿违,以至于有两次孔子想接受叛臣公山弗扰和佛肸的邀请。后因子路的阻挡没有成行,但却留下了“吾其匏瓜也哉?焉能系而不食”(《阳货》)的慨叹。这一点多为后世阻挡孔子的人所诟病,其实这正反映了孔子内心的矛盾:很想有一番作为的期许和道德理性的冲突。然而在积极求仕的另一面,却是他对山林隐逸生活的憧憬和对隐士的尊重。在《论语》中很著名的“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”(《先进》)篇中,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都说了自己愿为政的志向,夫子只是各做点评,到曾点说出自己的志向仅仅是“莫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的时候,夫子喟然叹曰:“吾与点也”。这句慨叹,很形象所在出了夫子其实很憧憬那种无忧无虑的自然生活。他也很欣赏那种“邦有道则知,邦无道则愚。其知可及也,其愚不行及也”(《公冶长》)的深藏自保的智慧。但是在楚国听到隐者桀溺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,而谁以易之?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,岂若从辟世之士哉”(《微子》)的疑问后,夫子却以“鸟兽不行与同群,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?天下有道,丘不与易也”(《微子》)来做回覆。

  明明知道前路艰难,明明尊重、憧憬隐士的生活,却依然坚定走自己已然选择的厘革门路。坚持,在这种选择和牺牲的映衬下,更带着一抹悲壮的色彩。我们评价历史人物,很容易忽略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情况。其实春秋时期不应是“礼崩乐坏”的时代,而是“礼乐”变易的时代,虽然具体的礼制有变,但原始的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诸礼,以及普通人之间的生活社交的礼仪,仍在进行。(朱顺龙、顾德融:《春秋史》,上海人民出书社2003年版)钱穆先生也在《论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》一文中指出“春秋时代,中国社会上之道德看法与夫道德精神,已极普遍存在,并极洋溢活跃,有其生命充沛之显现。孔子正降生于此种极富道德精神之社会中”,“这种道德精神,用中国传统语说之,则皆是一种礼教也。礼教之在春秋时,其影响人心者,可谓甚深甚厚。”(钱穆: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·卷一》,安徽教育出书社2005年版)对此,刘泽华先生也有论断:“春秋战国时期‘礼崩乐坏’只是礼生长中的一个阶段,并不是礼自己的废弃。因为礼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依然存在……儒家在礼衰之时,看到了它必将复荣,为礼的再兴进行了顽强的奋斗。儒家之外,除少数思想家主张破除礼,多数思想家都给礼留下了巨细差异的席位。”(刘泽华:《先秦礼论与君主专制主义》,转引自《洗耳斋文稿》,中华书局2003年版)可见“德不孤,必有邻”(《里仁》),在其时并非只有孔子一人坚守礼乐,虽然礼乐文化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因为社会战乱,国君热衷于扩放逐备力量而受到冷遇,但是礼教却在社会层面上广泛影响着人心。其中,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者对礼乐文化的革新与推广,功不行没。

  孔子在充实吸收了西周礼乐文化的基础上,对日渐僵化的礼仪制度做了一番缔造性的转化,适时提出“仁”的看法,希望人们可以从内心的真实情感出发,虔敬地践履礼的每一个仪节。在礼彰显皇权、划分品级的功效外,他将礼带出贵族规模,强调任何一个普通人,只要愿意学习礼乐,坚持德性的修养,皆有成为君子的可能。这种升华的礼的精神内涵和普遍意义,给了礼永恒的精神生命,使其不会仅仅只是一种制度,随着时代的更迭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,而一定会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,不行替代。

  对孔子来讲,遵守、提倡礼乐文化,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这些细碎的礼仪细节,更在于其背后重要的意义——为了上下有序、社会安宁。“礼”的学说体系是孔子思想的焦点,由礼治而达社会大同,是孔子的理想。虽然他的学说仍旧根植于旧的社会基础之上,只是面对社会现实的改变而做了相应的调整,但我们不能打破社会情况的局限来苛求昔人。孔子的伟大,就在于他改良的最终目的,并不是为了维护一家一姓的利益,而是怀着社会大同的眷注。因此,“具有合理性的思想,即即是在某一历史阶段因为‘不适时宜’而遭受冷落甚至是贬抑,但时局一旦发生厘革,仍可以‘度尽劫波’而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。”(孙家洲,《“三不欺”:古代从政气势派头臆解》,《理论学刊》2005年第7期)礼乐文化因为失去了宗法制度的社会土壤,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“不适时宜”而备受政治家们的冷落,在秦代又经历“焚书坑儒”的严厉打压,但终究“度尽劫波”,在汉以后的政治、社会生活中发生连续影响力,礼乐文化逐渐成为中华文化圈的标签,生活于其中的人“不学礼,无以立”(《季氏》)。孔子看待礼乐文化的态度告诉我们,每个时代都市有厘革在发生,可是每个时代都无法抛弃前代文化的积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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