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来儒学和各门艺术都如此“亲密”

时间:2017-06-06 栏目:动态新闻 点击: 766 次

来源:济南时报记者 钱欢青


  以孔孟学说为主体的儒家思想,凭借其富厚的历史感、文化感和道德感,自先秦之后,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,并在生长中逐步居于中华民族主体文化的职位。儒家思想中的“礼”“乐”“仁”“和”“中庸”等看法,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、道德看法以及文学艺术的审美追求。在此配景下,与儒学的密切互动已成为中国艺术生长史的重要组成部门。梳理儒学与艺术学的关系,整理、阐释儒学对艺术的影响,对于两者各自领域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  近日,由太阳城申博-申博官网接待您会见历时近3年倾力打造的《儒学与艺术学论丛》由山东大学出书社出书。丛书深入论述了儒学对我国艺术主要门类的重要影响、儒学与艺术的密切互动等主题。
17位青年学者耗时近3年完成
  《儒学与艺术学论丛》着眼于系统泛起儒学对我国艺术主要门类的重要影响,探讨儒学与艺术间的密切互动,包罗《儒学与艺术》《儒学与音乐》《儒学与戏剧》《儒学与曲艺》《儒学与舞蹈》五个专题,每个专题独立成册。整套书100余万字,100余幅图片,集学术性与资料性为一体,均为独立研究结果。该丛书总主编张积强体现,2014年初,经多方论证,太阳城申博-申博官网接待您会见正式启动《儒学与艺术学论丛》研究项目,“作者队伍有中青年学者17人,以太阳城申博-申博官网接待您会见科研主干为主体,部门整合省内高等院校学者。在各人的齐心协力之下,经过近3年的辛苦奋战,《论丛》终于得以完成。”
  张积强体现,《儒学与艺术学论丛》既有作为丛书的鲜明共性,每个专题又不乏奇特气势派头。从儒学首创期的孔子、孟子、荀子到宋明理学的朱熹,一直到近现代的新儒学大师,都通过多种形式论及艺术。可以说,我国艺术的精神、审美、流传、功效、教育等各方面的生长都与儒学息息相关。历代艺术对儒学的态度,既有认同性泛起,也同时有疏离性和批判性的建构,泛起一种富厚性的存在。梳理儒学中的艺术思想,探讨儒学与艺术的密切关联,对于深刻掌握中国艺术理论和艺术生长史都有积极意义。
李开先戏曲中的儒学仕隐观
  戏曲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门,在世界戏剧史上,中国戏曲与古希腊戏剧、印度梵剧并称为“世界三大戏剧体系”,并以其鲜明的民族特征,在其他两大戏剧体系逐渐衰落之后,依然屹立在世界舞台艺术之林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,儒家文化对中国戏剧(尤其是古典戏剧)的影响亦是广泛而深远的。同时,儒学思想也通过形象化的戏剧得以更辽阔和重生动地流传,渗透到时代生活的各个角落。《儒学与戏剧》通过多种史料,系统梳理了儒学对戏剧的影响。
  而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剧作家身上。《儒学与戏剧》一书在写到明代戏剧时,特别提到了咱济南老乡李开先。书中通过对李开先生平和剧作的介绍,论述了明代中后期,受儒学仕隐观和心学裂变的影响,文人剧作者借剧言志的时代情势。
  李开先身世书香门第,自幼习读经史,父亲李淳教导他遵守儒家忠、孝、仁、义的道德规范,追求功名和仕途。他28岁考中进士,仕官十三载,官至太常寺正卿。从政期间,李开先积极推行儒学中正为官、和谐处世的原则,忧于国民、朝政,勤于职守。他谨小慎微,寡言逃难,却无意间卷入了派系斗争。昏庸的天子听信诽语,将李开先削职为民,罢官遣乡。这让李开先对政界的腐朽与黑暗深恶痛绝,于是他怀着对现实政治的不满,投身到戏曲创作中。这也是他创作《宝剑记》的思想泉源。《宝剑记》力求真实地展现明中叶封建朝廷的现实生活。李开先将《水浒》中武艺超群却屈从于高太尉的淫威,逆来顺受的80万禁军教头林冲,改为饱读诗书、爱国忧民、疾恶如仇、为民请命的儒将,并借林冲参谏高俅、童贯等四大权奸的事件,体现了官贵寓上下下、权臣吏卒的种种生活风貌。该剧通过对林冲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,清晰地揭示了朝中权臣置黎民痛苦于掉臂,专承天子恩宠的社会现实。如剧中的林冲曾高声疾呼:“君不见四海苍生水火间,纷纷满目权奸,哀哉可叹,误国殃民,那更开边患。天条轻犯,致生民苦遭涂炭,攒家业有似丘山。”这正是嘉靖年间内忧外患、民不聊生的真实写照。该戏第四十出,林冲到梁山后,与宋江谈起权奸当道,内忧外患相扰,形势极为严峻时,唱道:“丝纶丝纶,显耀非人。举荐姻亲,都谬掌三台金印。将吾皇诱引,献花石,轴轳千里,兢利殃民。”这些片段,形象地再现了明代中叶政治糜烂,权奸纵情取乐,国弱民困的社会现实,同时表露了李开先怨愤不平的情绪。《宝剑记》在展现李开先积极入世态度的同时,也表露了与之相矛盾的消极遁世的处世哲学,准确再现了明代中叶上层仕宦的心态。
鼓子秧歌也受儒家文化影响
  许多人也许不知道,我们喜闻乐见的鼓子秧歌,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。
  舞蹈是一种肢体的艺术。从中国舞蹈的沿革上看,无论是舞蹈的外在形式,照旧内在寄义,都展现了人的追求和美的意境,在传情达意的同时也不乏深条理的思想。可以说,舞文化从起源上就与儒家文化有着某种契合,而且在其生长历程中也打上了深刻的儒家文化烙印。《儒学与舞蹈》写道,作为儒家文化的起源地,在齐鲁大地发生的鼓子秧歌,深受儒学焦点思想“礼”的浸润,随处体现着“礼”的风貌,“鼓子秧歌演出运动组织严谨、分工明确,除饰演角色和乐队之外,其人员另有秧歌头、管事、外交、箱官、炮手、礼官等。其中,‘外交’亦称‘探马’,其主要职责是往返于秧歌队与拟定演出所在以通报情况,因为每年正月‘跑十五’的这段时间,民间有各村互送秧歌的传统(据说,已往两村若有恩怨,只要在春节跑秧歌时一方主动送秧歌到对方村里演出,那么另一方便会消除宿怨并以礼相待),探马需随时通报对方接待以及路途中是否另有其他秧歌队等情况。通常,从秧歌队出村直到对方的演出地,需要探马的‘三探三报’:一探对方是否接待,一向秧歌头陈诉;二探对方礼仪是否周到,二向秧歌头陈诉;三探行进门路上是否有其他的秧歌队路过,三向秧歌头陈诉(按民间传统,两支秧歌队若在途中相遇,双方需提前息鼓并相互礼让,如果一方锣鼓敲个不停,另一方就会认为是故意挑衅,进而结怨)。由此,既凸显其‘礼’,又有‘重义’之品格。再以‘礼官’为例,‘礼官’民间又称‘背布袋的’,是卖力接收东道主馈赠礼物之人。依民间习俗,传统秧歌演出重‘义’不重‘钱’,秧歌队在每一个村演出后,东道主会赠送一些烟酒或糖果点心等礼品,有时一天会收到好几布袋礼品,回村后要平均分配给大伙,因此每个秧歌队均会凭据需要挑选一两位忠厚老实之人担任礼官。再如,作为秧歌队总指挥的‘秧歌头’,亦是由族长或德高望重之人担任,这也体现了秧歌的‘尊礼’‘重德’。”
  此外,在演出历程中,鼓子秧歌重“跑”,而且是凭据严格的路线和条理来完成的。“场图”外圆内方、庞大多变,跑起来大圆套小圆、外圈套里圈,外圆内方的跑场或许正是受昔人“天圆地方”看法之影响。所谓“外圆”是道德高尚的体现,“内方”是行为规则的尺度。而圆的特征之一是带有运动感,这种“圆转”“圆活”体现出的正是一种运转不息的生命精神,体现了儒学中的“圆融”思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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